特别推荐 | 黄今言:我与秦汉史
本文作者黄今言,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秦汉史研究专家
感谢黄今言先生赐稿~
编者按
在小编学习历史不算短的这段时间里,小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似乎学习历史的学生大多数倾向于中国史方向,而当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他会发现秦汉史方向的篇章多如牛毛。那么,提到秦汉史,黄今言先生是小编心中的翘楚者,亦是值得一提的大家。
作为师大毕业的历史学系学生,黄老在校期间的点滴是否勾起你的好奇?他与秦汉史之间的牵绊又会否是你继续向前求学的动力呢?今天小编为你呈现的这篇文章,就将为你讲述一个关于梦想,关于执念,关于从ordinary being成长为better me的故事。
黄今言先生
我出生在赣南农村。小时候,从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到句读《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念了五年私塾,十一岁起前往离家15华里路的高小读书。1954年初中毕业后,家庭经济困难,报考了不要学费的宁都师范学校。1957年毕业时,说是在校“品学兼优”,校方根据有关文件,将我免试报送入江西师范大学(前身为中正大学、江西师院),由于对历史爱好,自己选择了历史专业就读。1961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有幸能师从谷霁光教授学习“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在谷师的指导下,几年中我逐渐懂得了治学门径,写过些专题。“文革”期间,学业中断。1972年江西高校复办后,系里要我从事秦汉史的教学与研究,直至今日。回顾我近五十年来的学术经历,可以说谈不上什么作为和成就,只是对秦汉时期的赋役、军事、商品经济、江南经济及乡村社会史等领域,做过些尝试性的探讨。这里,依次对这些课题的研究过程和着眼点,做些概要追述和呈列。
与恩师谷霁光先生的合影
秦汉赋役制度,疑点多、研究难度大。在前“四史”中,有关“赋役轻省”、“赋役繁剧”、“横征暴敛”等不无记载,有过一些定性描述。但史文简缺,也未留下更多数据,许多问题模糊不清。过去,钱剑夫先生及日本学者,对此有过研究,功不可没。然而由于视角不同,无论在广度抑或深度上,均嫌不足。从20世纪70年代起,针对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在历史系开设了这方面的选修课,就一些空白和难点,曾在《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先后发表了八篇论文,然后将自己发过的论文和尚未发出的手稿为主干,缀集成册,出版了《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计34万字。对秦汉税收财政机构,土地税类型及其征课量,末业税和有关的杂项税收,计訾与訾算,按丁、口征赋的确立与演变,徭役制度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矛盾之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赋税与贡输,赋役征课与名籍、上计制度等做了论述。试图对当时赋役的源流、性质、内容、特征等较前有所突破。其中,对过去未曾涉及或涉及得少的问题,如:田税征课办法,田租附加税占正税比重,公田假税与訾算的征收,赋敛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过去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些结论,重新作了商讨,例如:我认为,秦收“泰半之赋”,非指秦收泰半的“田租”,而是就租与赋的比重来讲的,是指“赋”的征课量比“租”为重;汉文帝虽有免除过一年田租的事实,但未曾延续“十余年民租不收”;《食货志》中“已复为正”的“已复”,非指“复除”或“已傅”,而当释作“复加”或“又复”;西汉男子“戍边三日”,不是指实际服役的期限,而是官府征收“更赋”的一个计算标准;研究方法,也注重量化,诸如此类。该书出版后,国内及日本的一些刊物,如《中国史研究动态》、《东方学》、《东洋史研究》、《东方史学论集》、《骏台史学》等,先后均有书评或观点介绍,学术界做了不少正面的积极评价。有书评称:该书“足成一家之言”。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那时张家山及长沙东牌楼汉简,尚未公布,如果当时看到了这些汉简,有些看法可能会更为准确和成熟。
秦汉军制史属军事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汉书》没有《兵志》,有关军事资料附属在《刑法志》中。南宋钱文子辑篡了《补汉兵志》,然而所汇集的史料有限,极为粗略。长期以来对秦汉军制研究薄弱。过去,孙毓棠、劳干等先生对汉代军制有过一些论述,多有贡献,深受启迪。但有的由于侧重于对史料的铨释,没有将军事学与历史学结合,在理论体系及内容上,仍有缺感。八十年代,我承担了国家教委“七五”规划课题《中国军制史》“秦汉卷”的任务。经过全面耙疏史料,针对当时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曾在江西师大历史系及江西大学军制史研究生中做过一些专题讲座,也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七篇论文,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0万字。对当时军事领导体制的形成、确立,集兵方式的源流变化,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的组建与职能,各军、兵种和编制,军队的训练与校阅,军队的武器装备,军队的给养与转输,庞大的军费开支与筹措,军法与奖惩等分别做了论述。其中注意了运用军事科学理论,充分阐明军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军制发展的脉络和时代特征。对以往涉及很少的空缺问题,如:秦汉的战时用兵量及兵力总额,“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关系,武器生产与储备量,军费开支范围等做了探讨。对一些有争议并悬而未结的问题,如:秦代是否“没有太尉”、“文武不分途”?汉代是否“凡民皆兵”,武帝创设的期门、羽林是否“属于南军”,士卒的衣粮是否“自备”?等等,不囿陈说,提出了异议。该书出版后,在《中国史研究》、《军事历史》、《中国史研究动态》等七种刊物,学者都发布了书评或评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军事科学院及港台的许多著名专家对之做了肯定。有书评认为,该书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说明产生了较大影响。
秦汉军事史涉及的内容比军制广。以往的成果也不多。1993年,李祖德先生推荐我承担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军事通史》的部分任务。他说:全书分17卷、20册,由中国军科院牵头,多单位合作。我接受任务并确定了研究大纲后,和邵鸿、赵明、卢星等同志,用三年时间,完成了第六卷《东汉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36万字。该卷分为九章,对东汉王朝的建立和统一战争,东汉的军制与边防,武器装备与后勤,东汉前期对匈奴及南方各族的战争,东汉后期对羌人及周边各族的战争,黄巾农民战争和东汉王朝的崩溃,东汉时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分别进行了论列。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军事学说,在阐明军事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从史实出发,突出以战争为主线,以军制为重点,全面探讨当时军事的内容、特点、源流和成就,力求揭示军事运动的发展规律,科学评价军事事件和军事人物的地位作用,认真总结经验,做到古为今用。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军事科学院霍印章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合作愉快,受益良多。
秦汉商品经济在战国的基础上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期。过去,钱穆、陈啸江等先生根据《史记》、《汉书》中的《货殖列传》,对汉代的物价、商人等有过一些简要论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学界对秦汉商品经济发表了诸多论文,不乏精心之作。但由于受到某些理论观念的束缚,仍有不少盲点和缺口,也缺乏综合性的断代研究。1997年起,我在研究生中开设了秦汉商品经济史选修课。也得到了省高校科研立项。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九篇系列论文,然后整理成册,出版了《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33万字。对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商品交换与商业形态的发展,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商品价格与货币在流通中的地位,商人崛起与商业资本的投向,消费观念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等分别做了论述。其中,对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商品经济发展的表征和局限,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看法。对过去研究薄弱或有争议的问题,如商品生产,市场发育水平,货币铸造量,居民日常生活的消费等,依据史实作了正本清源,使研究引向深入。该书出版后,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财贸研究》、《秦汉史研究通讯》等刊物,学界发表了不少书评,得到了西北大学、南京师大等高校有关教授、学者的积极评价。有的在书评中称:该书是“古代商品经济断代研究的力作。”说实话,当时我也确曾试图把握中国古代特别是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线索、特点和阶段性。力求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当时的商品经济进行全方位探讨,内容上尽可能做到务实求真,填补空白,有所创获。
《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
秦汉江南经济如何评判是个问题。在《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中,司马迁、班固都认为江南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民无积聚而多贫”的落后地区。但五、六十年代以来,大量出土的考古资料证明,秦汉之时,江南也有过不少创举和辉煌。这里,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区之一,而且也是我国最早养蚕纺织、创制陶瓷的地区,手工业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因此,为全面、正确地认识秦汉江南经济,于1995年起,我在主持这一省社科规划课题时,组织了几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竭泽而渔”占有充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独自研究,在韩国《庆北史学》及国内一些刊物发了些文章,最终出版了《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23万字。对当时江南地区的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性特征,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的开拓与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分章列目做了论述。其中阐述了江南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指出了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注重特色,强调创新。该书出版后,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及《江西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了书评和观点介绍,有学者称:该书“是一部研究江南经济的拓荒之作”,得到了同仁的认可。
秦汉乡村社会史是多年来研究的热门课题,学界的成果很多。我只是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过几篇文章,主要有:《汉代庶民地主经济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汉代小农的数量、特征与地位问题再探讨》、《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汉代不同农耕区的劳动生产率问题》、《汉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秩序控制的几种方式》等。这些论文,有的已收入了我的《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学出版社,2000年);有的已收入我的《秦汉史丛考》(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于此不赘。
现在的这本小册子,共收了23篇文章,可以说是我上述研究的延续。绝大部分是2007年我退休后将过去的旧稿整理而成。内容包括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职官、军事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另外,附有几篇书评、书序,及三十年来中国秦汉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等。这些篇章,有的已公开发表过,有未曾送刊发表。写作时间也先后不一,所以,有的脚注没有引录书籍的页码,有的则注了页码。因为此前没有考虑出版,故在自己的文档袋上签名为《秦汉史文存》,以备留作家学。后在有关领导及同仁的敦促下,我才将它整理、编辑成册,书名仍旧。这实际上是我《秦汉史丛考》的续集。
我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自述:“平生喜欢读经史,纵意书林竟日游,高校执事五十载,教学著述乐春秋”。有人问及为学之道时,我说:“师传有道唯尚德,治史无奇但求真”。这些是我对自己的总结和点滴体会。大概老人有怀旧的习惯,以上所言,可以算是我几十年来,研究秦汉史的一个简要学术回顾吧!聊以为序。
2014年9月9日
于江西师大青山湖畔黄山书屋
下期预告
读完了这期黄老的故事,你是否因他的毅力和学识而被他圈粉了呢?!在下周二的推送中,我们将推出黄老关于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的概述文章,以及他对今后秦汉史研究的展望。
敬请期待~
谢谢阅读
图 / 胡虹
编辑/责任编辑:张欣怡